科學時報：科研人員需重視實驗室安全問題

編者的話

　　最近，德國漢堡Bernhard Nocht熱帶醫學研究所的一名女科學家因被含有埃博拉病毒的注射器刺到從而被懷疑感染埃博拉病毒一事受到科學界普遍關注，這使實驗室安全問題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實驗室安全問題的提出似乎由來已久，然而卻漸漸成為一塊“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初進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在之前的種種警告之下會格外小心注意，久而久之卻“習慣成自然”，置若罔聞或形式主義了。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大部分安全事故都是科研人員的疏忽造成的。本期聚焦我們把關注點鎖定在“實驗室安全”上，分別采訪了化學、生物、環境領域的科研人員，以及設計生產實驗室儀器和家具的廠商，他們的看法雖不盡相同，但共同表達了對實驗室安全問題的強烈關注。

　　“當時研究所在建P2(生物安全2級)實驗室的時候，我就對施工單位說，‘我的驗收很簡單，我會在實驗室內部的通風口處拿結核桿菌往外排，你們要敢站在出風口的位置呼吸，這個實驗室建造就算合格。’”

　　可以想象，當時的這句話肯定讓施工單位大大吃了一驚。但都培雙認為，有了這樣的質量保證，實驗室安全才得以讓人信服。

　　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感染與免疫研究中心，副主任都培雙對實驗室安全規程的較真是同事和研究生們公認的。

　　“我想呼吁社會，實驗室安全意識非常重要。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一定要保護自己、保護環境、保護社會，杜絕事故的發生。”都培雙說。

　　歷史的教訓

　　《卡桑德拉大橋》是部老電影，肺鼠疫是片中的線索性事件。冷戰時期，美國在實驗室中秘密存放了致命的肺鼠疫病毒，盛病毒的容器被子彈打破，帶有病毒的幸存者逃上了一輛從日內瓦開往斯德哥爾摩的列車，列車上1000多人受到這種空氣傳播的病毒的威脅……

　　“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就會想起2003年發生在我國的非典。雖然非典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遠沒有肺鼠疫高，但當時引發的的恐慌情緒是經歷過的人永遠不會忘記的。”都培雙說，“假想，一個生物安全實驗室流出一例肺鼠疫，那將對社會造成多大的威脅啊！這也說明，實驗室安全是何等的重要。”

　　1951年、1965年、1976年，科學家Sulkin和Pike調查了5000多個生物實驗室，累計實驗室相關感染3921例。低于20%的生物實驗室獲得性感染與已知的事故有關，80%的報告事例與實驗室人員暴露感染性氣溶膠有關。

　　“這就說明，八成的感染是未知的，而恰恰是這種未知的感染最難及時發現處理，造成的隱患最大。”在都培雙看來，極微小的氣溶膠是引發事故的罪魁禍首。

　　其實，以現在的生物實驗室設備和管理規程來說，“嚴格執行操作規程，氣溶膠感染完全可以避免，存放病原體的密封器皿，經過嚴格外部消毒，就算把舌頭拉開一個小口去舔一下，也決不會感染。我經常跟學生說，你要敢舔了，再把它從設備里拿出來，不然就不要拿”。

　　在很多人看來，都培雙的這種做法太極端了，但實際上“產生事故的原因，很多是實驗室的工作人員犯了極低級錯誤導致的”。

　　曾發生在新加坡、中國臺灣地區和北京的3起SARS實驗室感染事故，都是因為實驗室管理不嚴，工作人員未能嚴格執行生物安全管理與病原微生物標準操作，犯了不該犯的低級錯誤。

　　P3實驗室規定，不允許在同一實驗室進行兩種以上危險微生物的操作，但新加坡國立大學實驗室在作西尼羅河病毒研究的同時，也作具有活性的SARS冠狀病毒研究，造成病毒的交叉感染，導致一名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

　　P3實驗室規定，處理危險微生物前，研究員應該進行必要的個人防護。而2003年12月6日，中國臺灣地區某病毒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在操作過程中發現，銜接運輸艙里裝有實驗廢棄物的塑料袋破裂，而后他未戴手套清理運輸箱里的廢棄物，因而感染了SARS病毒。

　　2004年發生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的事故，同樣也是因為研究人員使用未經嚴格驗證滅活的SARS病毒在普通實驗室進行實驗，造成人員感染。

無證上崗的憂慮

　　“任何實驗室注意安全都是必須的，不單單是化學、生物，放射性、工程類等實驗都存在一定的危險性。根據不同需求，各自都要有一套管理辦法。”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主任余剛對《科學時報》記者說。

　　以清華環境系為例，在實驗中如需使用危險性物質，必須由系里的負責人簽字才能到專門的存放處領取，還要標明用量多少。這些危險物品都在集中的地方保存。

　　“我們現在也在開展這樣一項工作，研究生在論文開題之前，會有一個安全教育的環節，這個環節不通過，就不能做論文。學生在進入實驗室之前，一定要有安全教育和安全意識，通過試題和現場教學等手段，逐步把實驗室安全體系建立起來。”余剛說。

　　都培雙也相當贊同余剛的這種觀點，“我在美國的實驗室也從事過艾滋病研究，回國之后，看到國內的實驗室建設得很好，在設施上與發達國家基本沒有差別，有的甚至還更標準、更漂亮。”

　　但是，一直以來國，內的實驗室安全水平之所以受人質疑，必然有其原因。“因為在美國，實驗室操作規程執行得非常標準。進入實驗室工作的每個人都有一個證書，這個證書是通過培訓獲得的，要想操作實驗，必須經過嚴格的考核，合格之后才能上崗，這是最關鍵的。”都培雙說。

　　以都培雙本人為例，當時在美國，實驗室要求他去相關部門學習一天，進行8個小時的培訓，包括課堂講學和實際操作。“合格之后給我發了證書，我才可以進入實驗室工作。”

　　專家們普遍反映，這樣的證書制度，國內還沒有大范圍采用，只是個別研究院所和高校有各自的安全培訓過程。

　　“我經常說，不進行標準的培訓，今天不出事是僥幸，明天出事是應該的。”

　　實際上，目前很多科研單位的一線科研人員主要由碩士、博士、博士后和技術員組成，他們是各種生物化學實驗的主要完成者，但他們的安全防護知識卻往往局限于來自實驗室管理者的簡單傳授和自身操作實踐。他們往往對技術環節比較精通，但對實驗室的規范管理和應該承擔的安全責任大多意識淡漠。

　　“國內現在有生物安全實驗室的詳細操作規程，但到一些實驗室看了就知道，沒有多少人是按照這個嚴格執行的，這一點的確讓人擔憂。”都培雙憂慮地說。

　　既然有了詳細的操作規程，為何不能嚴格執行？

　　“就是因為沒有強制性的培訓要求，規定擺在那里，沒有人去看。”說到這些，都培雙也面露難色。

　　“這也是和國外不同的一點，不是操作標準、操作規程不同，而是操作得打不打折扣。我們國家操作標準全部都有，但是執行得不好，出問題全在這方面。科研人員沒有經過正規培訓就上崗，在操作過程中再學習和積累，這是不對的。”

　　安全重視好了 實驗室并不可怕

　　由于親身體會到國外實驗室對安全的重視，回國后的都培雙在所里辦了生物安全的規范化教育，到現在已經辦了4期，每期上3次課。“效果很好，從意識上提高了對安全的重視。以前有的學生從實驗室出來戴著膠皮手套就來敲門，現在很少了。”

　　當然，安全隱患是可以防范的。“研究是對科學的探索，因此很多未知的東西需要在實驗室里面研究和證明，發生出乎意料的問題也是難免的，這些風險都可以通過安全操作來降到最低。”余剛對記者說。

　　除了國家制定操作規程的生物安全實驗室外，其他各類型的實驗室也都有詳細的操作規定。“嚴格按照做，實驗室實際上是很安全的地方，因為各種防護措施已經很完備了。比如說，我在做的二惡英，是一個對人體危害性很大的有機污染物，在空氣中，這種物質也是存在的。但在實驗室里，有先進的負壓系統，有防護性很好的實驗設施，科研人員在實驗室里暴露的風險，可能比平時在外界暴露的風險還要低。”余剛說。

　　“安全重視好了實驗室并不可怕。”這也是采訪對象們的切實感受。

　　不過，從管理體制上，我國也確實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國外有研發機構的大型企業，一般都有專門從事實驗室管理的員工，一個員工可以在這個崗位上工作幾十年。區別也就在這里。在我國很多實驗室里，看到的都是教授、研究生，看不到專門的實驗室管理人員。我們系以前也是如此，靠研究生、高年級的博士生來兼做實驗室管理，但經驗積累得差不多了，他們也該畢業了，新來的學生又要從頭學起，始終不是良性循環。”余剛坦承。

　　此外，日本的實驗室管理制度也有可借鑒的地方。比如在試劑的管理上，國內很多研究生初次做實驗，各種試劑一次買很多，之后卻發現沒有用，就堆在旁邊，一方面是浪費，另一方面也成為管理上的負擔，處置還要花很多錢。而日本可以做到各類試劑的統一管理，需要什么上電腦查一下，就能知道哪個實驗室已經有了，用多少去取多少就行。

　　“我們也在嘗試逐漸做到這種動態管理，但這也需要專業化的實驗室管理人才。”余剛說。

　　這也促使他們嘗試作些改變。“今年，我們已經聘請了一個碩士畢業的研究生專職來做實驗室管理工作。他工作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實驗室的安全管理。”

　　“從制度上應該有這樣的安排，加強專職的從事實驗室管理的人員，設施是為了防備萬一，如果管理得好，沒有這些設施也是不會泄漏的。”在余剛看來，科學越來越發展，分工越來越細，所以實驗室也更專業化，實驗操作更復雜，也更需要專業化的管理制度。

　　“實驗室安全意識，實際上也是科研人員必須具備的科學素質。”但是，很多科研人員可能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受到正規、良好和標準化的安全教育。

　　接受采訪的專家們也呼吁：“健全實驗室安全條例，不打折扣地執行實驗室操作規程，這是整個科研領域的系統工程，很多方面正在期待完善。”

文章來源：潘希　　科學網　　發布時間：2009-04-08